说春

“说春”是石阡侗族人民世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民俗活动，主要流传于石阡县花桥镇坡背村，活动范围辐射到全县各地。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隶属铜仁市，东毗江口、岑巩，南接镇远、施秉，西连凤岗、余庆，北交思南、印江，是一个深处贵州东北部腹地的山区县。石阡境内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山地多、平地少，五陵山脉之南支斜贯全境。石阡多地下热泉，素有“热泉之乡”的美誉。

说春，古名“鞭春”，其俗渊源甚古，时至今日，每岁“立春”时节前后，县内约有一百多个“春官”，手端“春牛”，走村串寨，或入县城，挨户说春。说春之人，称为“春官”。据考证：“春官”是我国二千多年前就有的官名，负责掌管邦国的礼节。据《周礼》记载：“以宗伯为春官，掌邦礼”。唐代也将礼部长官称为“春官”，从此朝中以“春官”为礼部的代称。历唐宋至明清，“司天官”属下有“春官正”“夏官正”等官名，明太祖设春、夏、秋、冬四官，谓之“四辅”。而有关“说春”之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载于宋朝。（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说：“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开封是宋王朝的东京都，所谓“如方州仪”即效尤地方风俗，到皇家宫廷内去行鞭春之礼。这说明当时各地专州就已经盛行说春之俗了。据旧《明史安然传》载：明宣德年间，石阡长官司正长官安然，负责管理“迎春”事宜。清朝是承袭明朝制度的。乾隆《府志》所载的“迎春”礼俗，明代早已盛行。据《石阡府（县）志》载：明、清时代，每岁立春之时，石阡府僚人等要整装集队，扎“芒神、纸牛”，“迎春于东郊”，打马游街，大排宴席，“行鞭春礼”，然后赴城南“劝农厅”，石阡知府要“劝农行耕”，并带头犁田等。民国时期封姓还到省政府办理“执照”，按地域说春。“春官”在规定范围内说春，“立春”气节一过，说到哪寨哪家，就把“春牛”放置在哪家人供奉，第二年又去从哪家人说起。清末明初直至解放前夕，是“说春”发展的鼎盛时期，“说春”范围不再有地域之分，每年立春前后，艺人遍布全县各乡镇，活跃在仡佬、侗、苗、土家等各兄弟民族的村村寨寨中，时达数十日。

石阡县内说春的“春官”，分为“说正春”和“说野春”两种，全是农民。相传，花桥乡坡背村封姓是唐朝开国年间所封的“春官”，属于“说正春”。据封氏称其“说正春”的来历是：相传唐朝开国初年，大封功臣，封氏兄弟封福兴、封福宪立下战功，当朝天子问他们要封什么官，二人异口同声说要当“子孙官”。古时候分封到外地的诸候王，各霸一方，都是子孙世袭。于是唐天子封他俩为“春官”。并且解释说：“春官”就是掌管一个地方的礼节，每年向封地内百姓讲一讲农事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违农时就行了。兄弟二人想：这样的官子子孙孙都做得。于是“谢主隆恩”，封到黔地来了，沿袭至今。封氏讲春的范围是：镇远、施秉、天柱、八拱（三穗）、剑河五县。坡背封家只讲镇远、三穗二县。那时候，“春官”不说春，也不叫“讲春”而是“派春”。即将“春贴”印制出来后，交官府发下去，并收钱粮上来，统一交给封家，改朝换代后，有的官员不执行旧礼制，对封氏说：“你们封家既是春官，知礼知春，就应该去说给百姓知道，不能坐收钱粮。”封氏想：当初唐天子也是这样封过的。于是说：“要去说春可以，但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吃五谷，靠人民养活，也要带头犁田，劝农行耕。”关于古代“春官”的认定，大多为有此方面的天赋及兴趣爱好的农人。其传承方式以自然传承和自发传承为主，现主要代表性传承人有：封复智、封家年、封复元、包正桥、封万明、封香寿等。

作为侗族的民族传统，“说春”保存了独特民间音乐艺术、民间说唱艺术的原本文化圈子，既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又在其他民族中传播，表现出石阡侗族独特的农耕意识。其残留有较多侗语因子，对侗族民族语言及其变衍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说春”“春词”的演唱采用侗以及土家、苗、仡佬等民族民间曲调来演唱，是研究各民族民间音乐及其交融的主要例证。

解放初期，全县封氏春官有二三十个，野春官几百人，说春范围遍及湖南、三穗、镇远等地。至今，年轻人外出务工，不愿亲自参与说春，出现传承断层，后继无人，组织“说春”难度加大。现封氏春官仅有74岁高龄的封家年老人还在继续说春，全县野春官也仅有十几个还在小范围的活动，说春已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濒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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