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村山歌

上海市奉贤县是著名的“民歌之乡”，各类长短山歌演唱源远流长。汉族长篇叙事诗《白杨村山歌》是流传于上海南郊奉贤县民歌之乡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专家认为：《白杨村山歌》推翻了一直以来的“汉族无民间长篇叙事诗，江南无民间长篇叙事诗”的错误论断。藏族有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彝族有撒尼语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汉族终于有了吴语口传叙事长诗《白杨村山歌》。

《白杨村山歌》是一篇描写爱情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基本内容是描写男主人公摇船哥薛景春和女主人公方大姐的恋爱悲剧。方大姐热爱劳动，热爱生活，心灵手巧，心地善良，追求自由恋爱与婚姻，偶然的机会，她与薛景春在河边两次邂逅，互生好感，便山盟海誓私订婚约。但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礼教的束缚下，方大姐1嫁给白杨村“百万家财有金银”的财主杨敬文。最后，薛景春遭杨敬文痛打，双眼致残致瞎，落得个悲剧结局。长诗最后一节通过薛景春之口向封建社会发出悲愤控诉：“为啥有缘千里不能会？为啥棒打鸳鸯两边分？”“穷人苦处向谁伸？”。

长诗《白杨村山歌》全篇分：“卖田瓜”、“织手巾”、“汏手巾”、“姐渡河”、“嫁姐”、“讨妻”、“抬轿”、“哭嫁”、“送姐”、“寻姐”、“二次寻姐”等正歌和《杨村丫枝》中“采桑”、“采鲜桃”、“搨落苏”、“打窗棂”、“香油垫”、“男点药”、“捏面裹馄饨”共十八个篇章，外加歌头、歌尾，歌词长达3100多行，句式多变，活泼自如。修辞上大量运用比喻、隐喻、双关语、排比等，生动形象。语言上继承“吴歌”传统，大量运用方言俗语、谚语、歇后语，穿插历史、戏曲典故，具有浓郁亲切的江南气息。如“我拿侬姑娘云南白铜当银（“银”谐音“人”）看成，勿晓得侬锡里灌铅勿是银（人）！”“养我阿哥磨快锄头搨小花，又生铃子又开花；养我小女磨快薄刀切胡葱，切断胡葱两头空”。山歌中还有不少类似陕北“信天游”的优美诗句，如“栗子花开来瓣瓣歪，膝馒头落地谢姆妈。姆妈呀，角树花开来黑沉沉，夫家头一个重阳要讨回头信”等等。《白杨村山歌》演唱时一般由两人分上下手唱，上手叫“头歌”，先领唱两句，下手叫“吊花”或“踏脚壳”，跟上手重复唱一遍。山歌曲调高亢、嘹亮、气势豪迈，衬词繁多，声音悠长，唱时较费力，歌手均为男性。

《白杨村山歌》流传地主要在奉贤中部地区，特别是齐贤、金汇地区。齐贤龙潭村的著名歌手朱炳良是代表人物。朱炳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当裁缝做长工，没进过学堂读书。他喜爱学唱山歌，拜师学艺，刻苦认真。他没有文化，但记性之好，令人叫绝。他除了能演唱3100多行的《白杨村山歌》，还能演唱另外两篇叙事长诗《林氏女望郎》和《严家私情》（三首共6000多行），被称为“山歌大王”。解放后，曾参加专区、省、市的会演，广受好评。他演唱的《白杨村山歌》等三篇长叙事诗歌先后发表在《民间文艺集刊》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87年病逝。

《白杨村山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俗、民风情况，同时，对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其影响，衍生出中篇叙事山歌《卖红菱》（采录于奉贤光明乡，张仁余演唱），反映的也是男女追求恋爱自由的主题。由奉贤钱桥乡出生的沪剧老前辈赵春芳创排的沪剧著名传统剧目《卖红菱》，蜚声沪上。沪剧《芦荡火种》中的唱词“满树桃花红里泛白、白里泛红、三等四样花颜色”，《阿必大》中的唱词“羊吃干窠没奈何”等均出自《白杨村山歌》。奉贤山歌剧团的市得奖剧目《桃郎和梅娘》改编于民间故事，有明显的《白杨村山歌》的影子，其山歌剧优美的曲调更是出于奉贤山歌的演唱范畴。《白杨村山歌》对当地的群众文艺也带来了明显的影响。金汇、齐贤等地区的群众文艺搞得红红火火，在全县乃至市郊闻名，如金汇的表演唱《我伲队里的黑板报》、锣鼓书《晒谷场上》，齐贤的歌舞《毛头姑娘学种田》、表演唱《马大嫂咏叹调》等无论作词、作曲都得益于奉贤传统山歌演唱，节目在市级乃至全国获奖。市里当时专业人员创作的《长工苦》、《社员挑河泥》等好节目，莫不从《白杨村山歌》汲取了营养。

但是，《白杨村山歌》的演唱传承已经后继乏人，像朱炳良那样的山歌手已经相继去世，能演唱奉贤传统山歌的老艺人也已经所剩不多了，而能完整演唱《白杨村山歌》的民歌手已经没有。故急需采取有力的措施，使吴语原生态《白杨村山歌》能得以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