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是流传于陕北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说唱者多为盲人。说书艺人中流传有说书是三皇流传的故事。绥德有个三皇庙，每年七月十五，各地书匠都要云集这里，为祖师爷义务说书，在艺人眼里认为三皇为说书祖师爷。三皇留世说书，不过是个传说故事罢了。然而盲人说书的历史却久有来由。说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耕耘》：“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西汉刘向在他的《烈女传》一书中曾有：“古者妇人妊子，寝不边……夜则令瞽者诵诗，道正事”的记载。这里的瞽者道正事。指的就是盲人说书。从左丘明、师旷之类的瞽史的讲史到荀子的《成相辞》、《赋辞》、《赋篇》。再到后世说话弹词，均系说唱发展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约定俗成，不少人认为说书似乎成了盲人的天职，明眼人不得从事，否则认为是掺行。其实盲人说书是有它的社会原因，可以设想，长期的人类社会生活中，盲人不能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业余性说唱活动只有先从盲人开始。为谋求生存，盲人也愿意从事此项职业，凭借着自己超人的记忆与耳音，可迅速掌握技术，由业余走上职业或半职业道路，由此可知说书并非盲人天职，而所有盲人并非适合于说书，那种认为明眼人不能说书是没有道理的。《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再次说明了在二百年前，陕北说书艺术发展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个体的盲人谋生方式出现的，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优势。

说唱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化活动。当人类繁衍成为民族，组成社会的时期。人们的全部精力吸能用在获取食物、保障生存方面，人们自身精神文化只有表现在劳动之余说谈逗趣，劳动号子也许是最早的音乐，击石拊石百兽率午，即是当时歌舞情景，只有盲人（如前提到瞽者）不能从事生或战斗，只好根据用进废退的自然发展规律，凭借他们得到强化的听觉和记忆力，收集民间故事，运用民众语言，采取民歌小调，不时向社会成员进行宣讲，以满足群众自身精神文化要求。这样就开始了人类最早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文化工作，天才的盲人就成了人类文化工作的开拓者。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使他们具有逻辑生活、概括生活、加工语言、发展歌唱、发明伴奏乐器等等天赋。他们的头脑也就成为民族的知识库、信息库、文化资料库、民族的历史传说，大都保存在艺人的口头上，他们的说唱活动，也就是民族智慧传播终端机，至今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如《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在延安有《毛野人》、《地主和长工》的故事。

轻便灵活是曲艺艺术共同的特点。对于陕北说书来说更为适宜，一人一马一枝 ，再偏远的村庄也能到，人多人少可以演出，车间院落、田间地头，夏则树荫下，冬则炕头上。一人一台戏，扮文扮武我自己，费小效果大。欲其说它是适应山区群众创造的最好文艺形式，不如说它是在环境地区需要下造就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说书能立于不败之地久传不衰。除了群众喜欢外，自身特点适应能力是一个得要因素。

有综合艺术的吸引能力。说书是以谱主的说唱艺术，集说唱、演奏一体。从文学角度讲它是散韵结合的代言体，单人说书自弹自演，该唱就唱，该说就说，时听是书，是书又似戏，艺人一张口，满台风雷吼，倍受人们青睐。陕北张俊功的说书音带充斥市场，如果说不是综合艺术的吸引力，也不会产生如此的社会影响。

时空自由、巨细无遗的特点。说唱艺术比之戏剧形象感染要逊色，但是一个最大的长处是时空自由。不像戏剧受场地场景人物多少的限制，所在表现的东西，沧海浩渺、山川河流、大至宇宙星宿，小至朱砂暗痣。尽情尽景巨细无遗。凭着语言艺术做到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说书还具有近体实感的优势。距离越近，感染力越强，陕北说书，演员与观众几乎是面对面做戏，听众对演员欢迎与否，天才的演员感觉是很灵敏的，善于随时调节，张俊功说书组有二侄一子，父子叔侄同台演出，有时父为君、子做臣、有时父称子为父，子换父为子，子换父为子，观众中知情者难免有议论，由于近体观演，张氏听得一清二楚，每闻之，抚弦而叹：“台下人不必妄言，书情至此，不称吾儿为父不行了……”言未终，台下观众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