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乱弹

浦江乱弹是一个古老的戏曲剧种，流行于浦江、临安、建德、桐庐一带和婺、衢、处、温、台以及江西等地，影响遍及浙中、浙南、浙西和江西、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是浙江婺剧的主要声腔之一。因为它发源于浦江，故称浦江乱弹。

浦江乱弹是以浦江当地民歌“菜篮曲”为基础，并在“诸宫调”讲唱艺术和我国最早的戏剧南戏的相互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菜篮曲又名踏歌，曲调自由，歌词不一，顺口溜唱，一歌一和，各适其适，亦称“天下和”，主要用于婚丧礼仪和祭神等活动，宋代已盛行于浦江民间，成为脍炙人口的民间乐曲。如今在浦江农村，农民们挑担行路、上山下山时随口哼哼出来的浦江乱弹，依稀还有当年踏歌的痕迹。

生活在宋代的浦江籍诗人吴渭所赋的《田园杂兴》一诗中对乡间唱踏歌已有明确记载。他写道：“土膏初动雨初收，草径芳亭趣最幽。坐睡略醒朝市梦，踏歌时有里闾游。”吴渭所听到的就是流行于浦江民间的踏歌。浦江乱弹曲调是在踏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北宋靖康之后，北方沦陷，宋廷南渡，定都临安，随着瓦舍在临安的大量兴起，在北方盛行的讲唱艺术在南方也随之风行起来。于是，浦江也出现了讲唱艺术表演团体——坐唱班，也叫“什锦班”。所谓“十锦”，是明初出现在江苏一带的民间乐曲《十番锣鼓》的别称，“十样锦”的简称。“什锦班”既是浦江人婚丧礼仪、祀神祭祖等众多民俗活动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演奏队伍，也成了民间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和艺人们赖以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

北方讲唱艺术在南方流行后，由于南方的有没有水电施工培训学校环境、风俗民情以及人们性情、喜好等各方面的不同，南方人不可能照搬全抄，而是在吸收北诸宫调的基础上，根据南方的特点和本地民众的口味，进行了再创作，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更适合南方人口味的南诸宫调。浦江坐唱班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大量当地民间乐曲作为基调，使得诸宫调和踏歌产生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浦江乱弹。

而在这之前，温州的南戏在北宋宣和年间已经出现。不过，那时产生的南戏，是用里巷歌谣演唱的，仅仅出现在社火等祭神活动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南戏。只有到了南宋光宗朝(1190~1194），才出现了象《赵贞女》、《王魁》这样成熟形态的剧目，成为真正意义上戏剧。浦江作为浦江乱弹的发源地，影响遍及婺、严、衢、处、温、台各州和江西等地。讲唱艺人为了谋生，四出流浪，足迹所至，对南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正在成长中的南戏大量地吸收了南诸宫调——浦江乱弹，而逐渐摒弃了“里巷歌谣”，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整饬、融合后脱颖而出了。

自南宋末年至明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浦江一直以讲唱艺术“什锦班”的形式流行于世，经久不衰。到了明朝中叶，浦江乱弹始由坐唱搬上舞台，由此浦江也盛行起搭台演戏之风。浦江桐木殿村就有一座建于明末（1622）的戏台，至今完好如初。

浦江乱弹形成舞台艺术后，迅速在邻近的州县流传，并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妙舞清歌的昆曲，不但使士大夫缙绅里党之类相与共习，诸凡宴会宾嘉亦必以演戏为盛礼，而且发展到官府叫好的戏班到县衙做戏，人称抓戏。清代有一位叫郑桂东的诗人这样写道：“送余乌饭乐宽闲，演戏迎神遍市圜；妙舞清歌人不醉，乡风贪看乱弹班。”可见，当时演戏之盛和人们对浦江乱弹的喜爱程度。

清光绪二十五年始，浦江乱弹班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根据各地演戏通例，会场戏须先由高腔开始，而浦江乱弹班是鸣锣开始的“登殿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登殿班既掌有先开锣的权利，如某班不懂规矩擅自开锣，登殿班可拿走他们的祖师爷以示惩罚，犯规者则须踏八仙向登殿班陪礼道歉，待登殿班交还祖师爷后才能演戏。

在浦江乱弹戏班呈现繁荣趋势时，浦江乱弹的坐唱班也以惊人的程度在蓬勃发展，而且久盛不衰。民国三十四年，浦江城隍庙菩萨开光，有一百二十多个“什锦班”参加了开光庆典。这些“什锦班”三分之二为浦江乱弹，昆曲三十班，其他的有徽班、滩簧、时调等。当时仅石马一乡，就有十三班浦江乱弹什锦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华市组建了浙江婺剧团，把盛行于婺州一带的戏曲剧种统称婺剧，与此同时，各县市也都纷纷成立剧团。于是，浦江乱弹成了婺剧的主要声腔之一。衢县则把当时正在域内演出的浦江乱弹新春班就地整编，成立了衢州市婺剧团。改革开放后，浦江县文艺宣传队也改为婺剧团，编排演出了浦江乱弹的大量传统剧目，足迹遍及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福建等地，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由此，浦江乱弹也曾再次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浦江乱弹是深深扎根于民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是戏曲舞台上一枝璀灿夺目的奇葩,是民间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