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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1日，环保部发布了《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我国噪声污染问题已经相对普遍，1/4的城市基本是“睡”在噪音里。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学界、地理学界、历史学界的重要话题。早期学者的研究范式多是把噪音当作对的——对噪音的就是对底层的。后又有学者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阶级范式，主要探索个性与主体性在噪音反应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其后的研究中，各种为人所厌的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均可被纳入其中，噪音在此种范式中是被的，它体现出对宣传的恐惧，对商业活动日常化、常态化的厌倦。而在中国，因抗战和国共内战让生产活动陷于停顿，解放后的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继《广场舞和摇滚乐哪一个是噪音？》的文章后，今天推出的是“邻里噪音”问题，居住在现代城市中，人与人横向与纵向的距离都大幅度缩短了，房地产行业大幅度了城市的声音景观。戈德史密斯发现，从历史上来看，邻里噪声总是被和国家置于末位，甚至根本不当回事。但是，深受邻居噪声干扰的英国受访者从1948年的19%，上升到1991年的37%，至21世纪，这一数字比例依然持续上升，表明邻里噪声正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是被我们那些恼人的邻居们了享受安静的吗？
被动地听他人的噪音，总是很不令人愉悦的。这也是广场舞之争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叔本华活在今日，他一定对上述新闻中的肇事者予以同情。因为当年他就是因为无法同屋女房客们的噪音，而将其中一位女裁缝推下楼梯，导致法院判决他终身供养这位老妇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不堪邻居家的噪音而打人、的例子，在今日竟然屡见不鲜。这足以引起警示，思考为何邻里噪音如此严重，以及思考噪音何以导致如此极端的行为和心理。
作家们普遍喜欢夜间写作，鲁迅也不例外。不过据陈漱瑜先生的考证，最担心邻居喧闹的鲁迅偏偏碰上很多所谓的“恶邻”。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鲁迅一直寓居在的绍兴会馆，这里不但臭虫成群，更让他难以的是邻居经常半夜喧哗，有时甚至聚众。《鲁迅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录：“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很不幸的是，鲁迅后来在厦门、广州、上海工作与生活，邻居噪音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他，但对策却只能是迁移别处。
这样的噪音显然也会影响到普通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质量，尤其是当现代职业格局日益分化，出现了一部分足不出户、需要在家中工作与学习的专业人士时，这种隔音很差的房子和时不时爆发的噪音就成了更多人的梦魇。整日居家写作的叔本华如此描述噪音的干扰：“偶然也会有一种轻微但持续不断的噪音在打扰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清楚地感觉到，我的思越来越困难，就好比是腿上负了重却还要尽力行走一样费力，最终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不知叔本华是否知晓，就在他撰写了《论噪音》这篇文章的同时，狄更斯、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约翰·里奇（JohnLeech，1817-1864）等英国知识同样也在经历巨大的噪音之困。在当时的伦敦，最吵闹的或许是街头的流动音乐家，狄更斯直接将他们称为“的表演者”。好友约翰·里奇的去世让狄更斯非常难过，因为加速里奇去的原因竟然是都市的各种噪音，如铃声，声，马车声，小贩和马车车夫的聒噪，人群的欢呼声，狗叫声，以及最致命的街头音乐，这些都恶化了他本来就很严重的心脏状况和紧张的神经。里奇最后的遗言令人叹惜：“与其继续这般，我宁肯到坟墓中享受安宁。”
1863年，德比郡的议员迈克尔·巴斯起草了《大都市中街头音乐改善法案》，并将对街头音乐的编辑成《大都市的街头音乐》一书，提交给英国议会讨论。书中有一封来自狄更斯的亲笔书信。狄更斯写到，他和他的28位联署人“每天都被街头乐手打断、袭扰，因而变得焦虑、，几近疯狂”。这些署名者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威尔基·柯林斯，E.M.福斯特，阿佛烈·丁尼生，等等，主要集中于文学艺术界。巴斯编辑的这部文集最终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对街头音乐的令，很多街头音乐家离开伦敦，约翰·里奇为此还专门在《潘趣》[Punch46（1864）：22]上发表漫画，表示欢呼。其实之前伦敦就有专门的法案，房主在合理的原因下可以要求将街头音乐家出其街区，而巴斯最终促成的法案却是房主根本无需任何证明或理由，就可以将违反的音乐家课以最高四十先令的罚款，并且无需正当理由就可以将其。
因此，以巴斯、狄更斯为代表的知识在此实际上强化了一种面对普通的文化优势，他们希望能由此确立家庭空间的地位，让这个原本女性化色彩更浓的空间变成男性知识阶层的工作之地，并让它保持沉默与安静。约翰·皮克尔认为，这个专业群体将家庭视为标志其身份的空间，“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需要捍卫、防护的空间”。而对家庭空间的要求即是对稳定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吁求，因为居家工作者作为一种新的职业群体此时也还正处在上升时期，尚未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当时伦敦的文化语境还有些特殊，这些街头音乐家大多来自意大利、等异国他乡，因此，知识精英对街头音乐的还具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结。彼得·贝利就将1860年代伦敦反噪音的这段高峰期视为英国中产阶级面对庸俗的外国人及工人阶级噪音所采取的一种净化行动。知识精英因此将其对家庭空间的控制延伸到了街道。
总之，作家、画家通过文章、漫画否定街头音乐家的艺术性，议会通过法律条文强制他们不能发出超出的噪音，这种对街头音乐的集体加速了“在高雅与庸俗之间持久的斗争”。显然，在涉及到噪音问题时，这些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往往都是把责任归之于那些噪音发出者，身为启蒙者的鲁迅亦毫不例外，在《而已集•小杂感》中，他写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再如叔本华，估计他就住在马边，他最讨厌的是马车夫甩的声音，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的一种无理挑衅。”从这些知识对邻里噪音的痛恨来看，他们把噪声问题视为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人格素题。
在知识精英看来，仆人、小贩等人的工作之重要性显然是无法与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为公共福利而献身的人相提并论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们主要通过口头-听觉进行交流，因此呈现出“语音中心主义”特征。但是在印刷术产生之后，视觉的地位渐渐凸出，知识的习得由听觉、面对面传授转变为以观察、阅读、实验这样的视觉经验为主。由此，“文字中心主义”取代“语音中心主义”，掌握话语权的高等阶层转为安宁、平静的一方，他们从事的阅读与写作被认为“孕育了所有的高等智慧”。因此，叔本华对体力劳动者的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而知识精英们也就想当然地以为，小商小贩、体力劳动者等每天都在嘈杂的中工作，所以他们对噪音已经浑然不觉。知识由此建构了一种以噪音为元素的二元对立：在此对立格局中，劳动人民表现得强势而，他们是噪音的生产者、天才思想的者；知识则往往是委屈、弱势的一方，是噪音的被动承受者、无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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