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一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编者按等】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本报从今天起,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萍乡空调维修技术培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