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萍乡空调维修技术培训学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