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萍乡空调维修技术培训学校(2)
